陈春声:广东发展史-广州博雅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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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陈春声:广东发展史
阅读次数:(19231)
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陈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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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大家作报告,谈谈我学习广东历史的体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即使从南越王赵陀讲起,广东省有直接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到现在也有2000多年。要把2000多年历史在2个小时内讲出来,对我本人也是一个考试。今天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东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重大事件与主要的历史人物;二是近代以来广东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三是岭南传统文化特色及现实意义。这些内容都是很大的题目,我在这个报告里围绕着两条核心线索来展开叙述。第一条线索就是广东这个地方如何在一个很长的历史变化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变成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广东这块土地三居住的人群,怎样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中国人;还有就是在广东人在变成中国人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另一条我有兴趣与大家讨论的线索,是在一个传统社会里面,在前近代的社会里面,官府与地方、官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是怎么样处理的。我希望能按时间的顺序,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一、广东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南越王之前,没有直接关于广东历史的记载。在周代,《礼记·王制》有提到南方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北方的人对遥远的南方的感觉。他讲南方有一些人叫“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不火食”就是不用火烹饪,可以生吃东西的意思。“雕题”,雕是刻的意思,题是额头,雕题是讲他们额头上在脸上绘刻图案,也就是纹面的意思。交趾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变成岭南这个地方的地名。关于“交趾”有三种解释,一是《汉书》中的一种说法,交趾指男人、女人在同一条河里洗澡,但没有更进一步说明;二是《汉书》中的另一种说法,指这些南蛮的人,因天气热,走路时脚趾张得很开,两个脚并列脚趾会交叉在一起;三是近代读书人提出来的,“交”就是“蛟”,就是蛟龙的意思,而趾被解释为“址”,就是地址的意思,结果,“交趾”就被解释为蛟龙所在的地方。

  无论如何,从最早的记载看来,当时这个地方,在北方人看来,显得不是很开化的样子。在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纹饰里,可以看到汉朝时这个地方土著人的样子:头上插着高高的羽毛状的东西,衣服穿得比较少,而且可能有猎头的习惯。到近代以后,这种习惯在东南亚、台湾、太平洋小岛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假定,在中原文明进入我们这个地方之前,在岭南生活的人,与在太平洋中的那些小岛、东南亚、台湾生活的人是有某种类似的文化。从现代出土的汉代墓葬中的房屋模型,可以看到,其建筑形式与在目前中国西南部所常见叫做吊脚楼一类的建筑物一样,下面是架空的。可以想见,广东原来的土著居民与现在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人群,可能有比较密切的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甚至可能就是同一种文化的人。在中原文化进入这里之前,生活在广东这个地方的人属于一个分布相当广泛的文化圈。仔细观察出土的各种工艺品,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的人已经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可能已经有自己的礼仪制度。

  问题出在中原文明到南方之后,汉字的力量非常强大,早期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被汉字掩盖掉了。现在只能根据一些图象和仪式,猜想当年在广东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在南越王之前,我能够讲的就是这么多,再讲下去也主要是在猜测。

  公元前214年,秦朝的军队统一岭南。秦军是分若干路进入岭南这个地方的。秦朝军队进入岭南之后,在岭南设立三个郡,一个是南海郡,广州周围的地方;一个叫桂林郡,是广西的中部和北部地方;还有一个叫象郡,等于现在的高州、雷州、广西、连州加海南岛一直到越南的中部。大概范围是这样的。秦朝统一岭南后不久,就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南海郡当权者任嚣病重,交待龙川县令赵陀说,中原动乱了,岭南很可能要自己独立。从这个时候起,岭南出现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自己的政权,这就是著名的南越国。

  在公元前208年,正当中原非常混乱的时候,赵陀建立南越国。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派了一个叫陆贾的使臣到了岭南,封赵陀为南越王,归顺汉朝。过了若干年后,吕后下令不准向岭南运铁器,赵陀重新自称南越武帝,当了四年皇帝。汉武帝登基,赵陀去掉帝号重新上书称臣。有关南越国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汉书》的记载。《汉书》收录的不是南越国的人的记载,而是陆贾两次出使南越之后,回到中原后写下来的回忆。所以,我们对南越国的人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不是非常的了解。到了公元前112年,南越王政权内部有一个很大的动乱,汉朝派军队灭了南越,设了一个交趾刺史,统辖现在整个岭南地区。

  赵陀是在岭南发展史上有重要作用的人,其重要的贡献是建全了岭南地区的行政建制。他设立郡县,开始把岭南当地的老百姓编到户籍里。另外,赵陀是河北人,他到了岭南这个地方后,非常注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给汉朝皇帝信里自称为“南夷大长老”。南越国的势力最强大时,东到福建,西到贵州。其统治过程中,除因吕后问题的几年外,一直与中央王朝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是名义上的归顺,南越王所辖的地方没有真正给汉朝上过贡赋,也没有接受过汉朝派来的官员,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标志。广州有个南越王墓,在南越王墓内找到赵陀的孙子,即第二代南越王的印,上面写着“文帝行玺”,这反映了当时南越王政权在政治关系方面的实际情况,南越王在对汉朝称王的同时,自己称帝。这是岭南很长时间里很有意思的政治现实。第二代南越王叫赵昧,在史书记载中,从来没有公开称过皇帝,但他的印却自称“文帝”。这是很特别的。

  下面讲广州这个名词的出现。汉朝时候管理岭南的官员叫交趾刺史,后来改称交州刺史。交州州治不在今天的广州这里,而是在现在的梧州,当时叫广信。公元210年三国东吴的时候,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交州后发现当时叫番禺、现在叫广州的这个地方特别好,所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就在公元217年将州治从梧州移到番禺。当时的中央王朝,即吴国实际上对整个岭南控制的范围非常小。

  到了晋朝,中央王朝在岭南这个地方实行带有殖民性质的军事占领。从北方来的官员带着军队守在一些主要城市,一些土著的或者从中原过来的大家族统治着广阔的地方社会。当时在粤西的士燮家族有三代人,不服朝廷。交州刺史吕岱为了对付士燮家族,上表要求把交州分为两部分,西部地方叫交州,东部叫广州。这是在公元225年,有了广州这个词的出现。平定士燮家族之后,朝廷又恢复了原交州的建制。到了公元263年,吴国才正式从交州分出广州,从此广州建制一直延续下来。广州的州治在番禺,汉朝出土的漆盒就有“蕃禺”这两个字,这是最早写有“番禺”这个词的实物。提到这一段历史主要是讲广州的由来。

  东吴时广州与交州分界的地方,就在今天的雷州。清代以前属于广东、现属广西的廉州的一部分,以及越南北部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就是交州,当时越南的北部属于中国行政管辖的范围。这个情况持续的时间很长,直到明代中期,当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变化。当时交州和广州的地理分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接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冼夫人。冼夫人经过历代王朝的推崇,加上近代学者的颂扬,已经被塑造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杰出代表,成为岭南地区著名的民族英雄。冼夫人出身少数民族,在传统时期成为一个民族英雄,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我们先讲一下从秦朝一直到魏晋南北朝,岭南这个地方国家统治的情形。在近代学术兴起之后,我们常常用“版图”这个词,我们常讲某个地方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想到的,是一个地理分界的概念。其实,这样的观念,是1840年以后向西方人学来的。中国礼法传统中的“版图”,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与户籍登记有关的观念。讲一个地方进入版图,是讲这个地方的百姓开始被登记到户籍中,要服徭役,交赋税。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国家的疆域是无边无际的,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了近代之后,我们才真正明白美利坚、英吉利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时期王朝实际要控制的,不是土地,而是人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你手里有多少编户,其实就意味着你有多大的国力,所以中国最重要的管财政的部门,历来都叫“户部”,而不叫“田土部”,管人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讲到,从秦朝开始,岭南这个地方就进入了中国的版图,但并不等于说,在这个地域范围内所有的人都是秦朝或者历代中央王朝的编户齐民。从汉朝开始,岭南就一直有人口统计,其实就是朝廷可以控制的编户齐民的数字。我现在讲的岭南包括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的一部分,看起来很大的这一块地方,西汉朝廷可以控制的人是23.8万户,147万人;到了东汉时有27万户,110万人,户数多点人少点。到了东吴,就是我讲的把交州与广州分开的时候,最高的时候达到53万户,朝廷控制下的人口数字是230万人,从现在的概念去想,人是很少的。特别是当时的整个生产力水平低下,朝廷能控制的人确实是非常少的。经过一系列社会动乱之后,到晋朝的时候,朝廷在这么大的地方可以控制的人口只有6.8万户,而到了南朝的宋朝,可以控制的人口也只有6万户多一点。

  我为什么讲这个,你看看冼夫人能控制的有多少人就明白了。当时地方上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在地方上那些土著的少数民族那些大家族的首领手上,这是当时的政治现实,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岭南还是这种情况。所以,冼夫人支持地方官府、支持中央政权,就味着整个地方社会归顺了朝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冼夫人可以说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

  中央王朝对岭南这个地方的管治,始终带有一点军事占领的性质。当时朝廷对岭南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财政上的需求。一直到唐朝的时候,岭南上交给唐王朝主要还是一些本地出产的奇珍异兽,什么鳄鱼的皮呀,海里的珍珠啊等等,皇帝拿到这些东西,是为了向周围人证明朝廷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的天下的边界到了什么地方,而不是对这么边缘的地方有什么财政上的需要。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冼夫人的重要性。冼夫人是现在高州这一带的人。一直到唐代之前,从中原进入岭南这个地方,不是走我们现在习惯的路线,而是要从湖南朔湘江而上,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经过秦朝开凿的灵渠进入现在的桂江,从桂林下到梧州,再从梧州沿着西江下来到广州这个地方的,是走一条这样子的弯路的。因为这样,广东西部地区在与中原的联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加强对广东西路的统治力量。当时广东北部的开发不够,东部基本上没有怎么开发,直到唐朝的时候,在现在的广东境内设25个州,粤东只有两个州,一个州等于是现在的惠州这一带,另一个等于是现在的梅州跟潮州这一带;而在粤西就是在现在的高州、雷州、廉州到海南岛这一带共设了15个州,所以广东的开发最开早是沿着西江和西江以南的沿海地方发展起来的。冼夫人恰好生活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非常有势力,所以当时冼夫人的政治取向,差不多就决定了这个地方对王朝是不是恭顺、是不是忠诚。因为冼夫人拥护了当时的中央王朝,所以她就变成一个民族英雄。

  据《隋书o谯国夫人传》记载,“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乔国夫人是隋朝对冼夫人的封号,乔国夫人的家室就是南越的首领,住在山峒(即山中的河谷盆地之类的地形)里面,部落有十余万家。对比一下,当时朝廷在整个岭南只控制了61000户,而冼夫人自己在高州一带就控制了十多万户,自然在地方上的影响非常大。

  冼夫人先后效忠三个中原的王朝。首先是梁朝,她跟当时罗州太守冯融的儿子,也就是高州太守冯宝结了婚。冯家从中原到岭南为官,到冯宝已经三代。因为她与冯宝结了婚,所以她手下的这些少数民族自然都归顺了朝廷。陈朝时,冼夫人与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是很好的朋友,陈霸先建立陈朝,她帮过忙的。陈朝将灭、隋朝兴起时,岭南混乱失控,广东西部好几个郡的人就拥立冼夫人为圣母,她维护了这个地方的安定。隋朝一建国,她马上派她的孙子到边界,迎接隋朝的军队进来统一岭南,还帮助隋朝平定地方叛乱。冼夫人80多岁才去世,一辈子经历了三个中央王朝,在每一个朝代,她都带领本地少数族与中央王朝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因此历代朝廷和历代文人都给了冼夫人非常高的荣誉,结果,从唐朝开始,冼夫人变成一个地方的神。这是海南儋州冼夫人庙中的九个石像,据说他们是冼夫人的部下,长得古里古怪的,这是当时后代人想象中当时少数民族的样子。

  到了唐宋时期,唐朝在岭南设置五个府,其中一个就是广州府,广州府设广州刺史,叫做五府经略使。当时广州刺史地位特别,管理岭南五个府,接着这五府经略使又升格为岭南节度使,集军事、民政、司法权力于一身,管理整个岭南。862年,岭南分成东、西两部,两广分治就从这时候开始,岭南东道治广州,岭南西道治邕州,也就是现在的南宁。那时还不叫没有“两广”的说法,开始有广东、广西的说法,是到了宋朝的事情。宋朝的地方行政分三级:路、州、县,宋朝一立国就建立了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广西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广东在唐朝时变化相当大,其中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就是曲江人张九龄。张九龄在716年开大庾岭的通道,从南雄、珠矶巷再上去,在梅关那个地方,传说中用柴把石头烧热,再浇上水,让石头一层层剥开,形成一条山路,使南雄到江西之间有一条可以来往的通道。这个通道改变了整个岭南地区和中央王朝的交通格局。隋朝开了大运河,但只通到长江。现在,沿着长江往西进入鄱阳湖,顺赣江一直南下,到了赣江的尽头,走上几十里山路进入北江的上游,就可以到达岭南。这条路的开辟对密切广东与中原的关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有商业意义。

  唐朝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顶盛的朝代。唐朝的对外贸易相当活跃,除了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外,广州与阿拉伯世界,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印度等等地方,都有着非常活跃的船舶来往,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就有十万多人。唐朝在这个地方成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使。中国第一个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员是在广州出现的。最开始的时候,市舶使是由岭南节度使派人去做的,后来皇帝发现这个地方利润越来越大,就专门派了太监来做市舶使。唐朝时期岭南海外贸易活跃的原因是,大庾岭商道真正打通了,很多岭北的货物可到岭南来,岭南的货物可以到岭北去。广东这个地方对国家财政的作用,也在唐朝以后逐渐显现出来。

  在唐朝和宋朝之间,有一个暂短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北方梁、唐、晋、汉、周五代交替的同时,南方存在着十个割据的政权,即所谓的十国。其中刘姓家族在广东建立起汉朝,因为当时北方也有一个汉朝,因此广东的这一个就被称为南汉,存在时间较短。

  宋朝时期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宋朝时期,中国实际上没有统一过,北方有西夏、辽等政权,后来有金,再往后是元,一直有几个政权并存。那些北方政权对宋朝的政治、军事压力有增无减,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也在逐渐南移。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当时关中的渭河流域一带还勉强可以支持中央朝廷那么大的开支。到了宋朝,定都在开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靠近南方财赋重地。宋朝基本上是依靠江南地方的粮米、人力、财物支持朝廷的运作。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和周边地区,在唐朝后期至宋朝时,发展非常迅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金兵南下,南宋把首都定在杭州,政治中心也转移到江南,使整个广东、广西包括福建在朝廷赋税结构中的地位变得重要了许多,当时整个淮河以北的地方已不是南宋的地盘。要支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运作,需要很多的财赋。整个南宋的财政一直处于准军事状态,不是正常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人们常讲中国传统封建王朝重农抑商,这种说法其实对唐朝来说已不太适用,到宋朝、元朝时,就更加不适用。宋、元两代主要的财政收入不是土地税,而是商业的流通税,也包括酒、盐、铁器这些专卖物品的收入。海外贸易的收益,在宋元两代王朝的财政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海外贸易的关系,岭南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位置变得重要起来,当时还比不上福建和江南,但也已是朝廷财赋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现在我们广东最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在唐代以前基本上还是大海,是一片汪洋。从宋朝开始,这些地方的沙田冲积慢慢发展,淤泥开始地慢慢堆积起来。因为当时广东地位重要,宋朝派很多官员到广东任职,其重要的工作就是是兴修水利。

  宋朝到广东当官的,有两个地方的人特别多,一个是福建人,另一个是四川人。因为福建、四川在宋代时学术非常发达,有闽学、蜀学之称,所以现代就有学者认为,当时朝廷为了提高广东人的文化程度,就派这些地方的人来这里当官。其实,还有另一很特别的原因,相对来说,当时岭南开发还是不够,瘴气很重,很多官员因为不适应而病死,再派新的官员,就有很多人不愿意来。经过长时间观察,朝廷发现原籍福建和四川的官员到了广东以后,基本上不得病,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广东比较接近的缘故,福建人和四川人对广东的瘴气天生有某种免疫力。结果,皇帝专门下旨,指定要多派这两个地方的人来广东当官,因为他们到这里不会得病。

  唐宋时期,岭南地区确实来了很多著名的人物,不过,他们道这里来,不是荣升,而是被贬。到这个地方当官是有生命危险的。唐宋两代广东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方来的贬官有很大关系,有些事情是他们直接做的,有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名气大,后人以他们为榜样,跟着他们去做的。

  韩愈就是这样一位对岭南历史有重要影响的贬官。大家知道,他是唐代的大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南阳人。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25岁中了进士。他尊崇儒家,以儒家正统自居。一生曾经到过广东三次:第一次是10岁的时候,随着被贬为韶州刺史的哥哥到了岭南,结果不到三年,哥哥就病死在任上。第二次是35岁的时候,他自己因为得罪皇帝,被贬为炎州(今阳山)县令,他在此地大约呆了一年。他被贬广东最出名一次,是在52岁的时候,因谏迎佛骨,被皇帝贬至潮州做刺史。他做潮州刺史大约有八个月时间。其实,他非常看不起当地的风俗,给皇帝的《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描述了自己“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的境况,把治下的百姓称为“蛮夷”和“魑魅”,可见他非常地讨厌这个地方。他原来是最反对佛教和各种有关怪力乱神的观念的,可是到了潮州以后,其举止却与其原来的思想截然不同,在潮州所留下的文字,包括《祭鳄鱼文》、《祭大湖神文》、《又祭止雨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又祭大湖神文》和三篇《与大颠师书》。在任八月,似乎他主要的作为就是从各类祭祀活动,并且对潮阳灵山寺的大颠和尚礼遇备至,近乎卑躬屈膝,其态度之谦卑,连后来的许多儒者也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者正是韩愈作为一个务实的地方官员最具政治智慧的表现。当时岭南的经济掌握在一些大家族手中,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佛寺、道庵、祠庙为中心,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浓厚宗教色彩的世界里,象韩愈这样的朝廷命官,为了让百姓交税和服役,就只能用当地老百姓接受的方式去做事情。到宋朝时,自诩为韩愈弟子的后辈儒者,提起韩愈与大颠的关系,就感到汗颜,开始想出了许多种徊护的说辞。对韩文公的各种祭祀活动,也尽量忘却,而突出宣扬他在潮州兴学的功业。当时,当地官员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开始把韩愈塑造为来潮州传播中原儒学文化的代表,他们建立了韩文公祠,把恶溪改名为韩江,又把韩江南岸的一座小山命名为韩山,还说韩山上的一棵橡树为韩文公手植,就叫做韩木。韩愈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影响所及,山河易名。

  还有另一个要提到的人,那就是苏东坡。公元1093年苏东坡被贬到英州(今英德),他一路南下途中,连续接到三次诏令,到岭南时已经被贬得官职全无,安置惠州三年,后来在贬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至到公元1110年才回到江南。苏东坡在岭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学上,他广泛地接触当地的人民,利用和地方官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影响岭南文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包拯,人们俗称他包公,合肥人。他不是贬官,公元1040年到端州做知州,修建过书院,还建设了粮仓。后来因为“包公戏”等因素的影响,在西江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如从不收受礼品,离任时把别人送给他的端砚扔到西江等等,他也被塑造为对岭南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象征性人物。

  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明朝政府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并将海北海南道改为隶属于广东。广东成为明朝13个行省之一。明代广东布政使司的辖境和解放初广东省境基本一致,清朝也称广东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续至今。这一时期,广东的地理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富庶的珠江三角洲真正形成并有效开发,使明清时广东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

  在户籍和赋税方面,明代后期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官府与百姓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带有近代财政意义的定额化的州县财政制度开始建立,对土地的控制,在政府的财赋收入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广东的地方官员尝试着重新丈量土地。在丈量土地时,有许多土地的主人原来是所谓“素不受有司约束”的人,现在如果他们还不在官府登记名册上,对土地的控制就变成非法的,原来的不用交纳赋税,现在就可能被视为抗税,结果就成了所谓“海盗”或“山贼”。面对动乱的的局面,广东的地方政区开始重新划分,许多州县都是这个时期设立的。从新设州县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朝廷的期望和良苦用心,如顺德和从化,就是“顺从德化”的意思;而澄海,就包含“澄清海波”的期待。还有“饶平”、“普宁”、“东安”、“西宁”等等的县名,都包含了这样的涵义。由于当时岭南地区非常动乱,原来的乡村聚落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散居的村落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变成军事性的堡垒,今天还能看到的客家围屋就是当时这些城寨形态的遗存。

  这个时候广东的文化也有大的发展,有许多人在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就去参加科举,结果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和学者,如陈白沙、湛若水、方献夫、霍韬、薛侃、林大春、唐伯元、翁万达等等,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士大夫,可能是陈白沙。陈白沙是广东江门白沙乡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被称为“一代大儒”、“岭南第一人”,其在当时学界和思想上的影响,可以与王阳明媲美。

  明朝时在海上做长途贸易是违法的,在海上从事贸易的被认为是海盗,但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广东本地两个重要的三角洲的开发,都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动力。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对广东更有直接的影响。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广东商人学会了跟西方人打交道。美洲大陆的发现、白银的开采,给广东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有一条由西班牙人开辟的横跨太平洋的,从墨西哥到到吕宋岛的航线,把美洲白银运到吕宋。广东海商从大陆运去大量的日常用品,包括棉花、丝绸、陶瓷等,换回了大量的白银。经济史专家估计自公元1500年-公元1640年间,约有一亿两白银流到中国,其中绝大部分流入广东和福建。到18世纪时,流入的白银大约有四亿两,使得中国的物价温和地上升。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地方经济的发展。

  明清之际,清兵与多个南明政权在广东展开拉锯战,从顺治到康熙中期,广东一直处在非常动乱的时期,多个政权并存,政治上的正统性相当混乱。为了建立朝廷可以控制的地方秩序,康熙初年清朝政府下令“迁海”,用军事力量把沿海30-50里的老百姓全部赶到山区,在东部数省沿海地区制造了一条长达几千里的没有合法居住人口的狭长地带。经过8-20年之后,官府才允许沿海百姓回迁到原居住地,但此时村落的形态和内部权力格局的重构,已经是在符合朝廷的意识形态和礼法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了。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广东地方政治的格局和乡村社会形态,是在经历这一次大洗牌后才形成的。

  康熙22年以后,清政府开海禁,允许中国商任出海贸易,也允许西方商人到中国沿海做买卖,乾隆中期以后更确定了广州“独口通商”的地位。所谓“独口通商”,是指西方商人只能到广州贸易,而中国人自己的贸易船,还是可以在中国沿海各个口岸做生意的。海上贸易的合法化,促进了广东具有出口导向性质的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珠江三角洲的桑基渔塘就是那个时候大量形成的。韩江三角洲则大量种植甘蔗,潮州的食糖远销全国个口岸。当时广东缺粮严重,政府规定,从国外运大米回来贩卖,可以得到七品至九品顶戴,从事海外贸易成了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一条途径。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当时广东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与长江三角洲相媲美。

  关于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做如下的小结: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步推进到岭南,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在岭南逐步确立了统治地位;岭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别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是中原主流文化的流,即吸收了原来南粤文化的某些成份,又在对外交流中融合了外来成份,反过来,对中原文化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二、近代广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大家都很熟悉毛泽东的文章,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谈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举出四个代表人物,即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和孙中山,这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广东人。可见广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以为,近代广东在整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广东是中国受外国侵略最早,中国人民首先反抗外国侵略的地区。

  相对而言,到了近代中国,广东的地位就更显得重要。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就是在广东揭开的。两次鸦片战争都在广东发生,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首先打广东。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也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1839年6月林则徐虎门销烟。1941年5月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进行反抗斗争,广州平民百姓以原始的武器,狠狠打击了当时全世界装备和训练最先进的英国侵略军,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

  其次,广东也是西方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

  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侵略的西方,也是先进的西方。澳门和香港既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基地,但也成为西方新事物传入的窗口。

  在清朝,中国人对西方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是坚船利炮,第二九是西医。西医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在澳门、广州出现。清朝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一个眼科医局,后来改为仁济医院,1865年又改名博济医院,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西医院,它就是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1865年开始,博济医院开始招生培养西医,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专科学校。1878年还开始招收女生。孙中山1886-1887年在此学医。

  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方成为一种思潮,是在林则徐来到广东以后。林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广东了解外情,学制船炮,购买外国船,翻译外国书报。

  再次,广东还是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的地区。

  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还有政治制度,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但在早期,人们主要关注的,还是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在这些广东都走在全国前面。

  以下重点讲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最早是在广东出现的,以前讲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是陈启沅1872年到1873年在南海简村创立的继昌隆缫丝厂,后来又说广东人方赞举在上海办的发昌机器厂要早几年。中国第一家火柴厂是日本华侨卫省轩1879年在广州创办的巧明火柴厂。第一家电灯公司是美国华侨黄秉常1890年开办的广州电灯公司,第一家橡胶厂是新加坡华侨邓绍鹏等在广州开办的广东兄弟橡胶公司。

  民国元年(1912)农工商部统计,全国“使用机器”的近代工厂共363家,其中广东有136家,大约三分之一强,这136家工厂主要是南海、顺德的机器缫丝厂。当然,这些工厂都是小厂。在19-20世纪之交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丝业的地位极为重要,顺德的产业就是广州商业的命脉。顺德是当时中国近代工厂数量、产业工人人数、出口创汇金额最多的一个县。如果在20世纪初年,珠江河道也会看到非常繁忙的景象。

  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广东出现过一段动乱的时期,有所谓“广东盗匪,甲于天下”的说法。但到1920年代末陈济棠统治之后,广东又有过一段发展较快的时期。

  在商业方面,传统的旧商业也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后,很多地方的洋货点都称为广货店,国内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商人以广东籍的最多,直到19世纪晚期,上海经营外贸的商人还是有相当多的广东人。广东商人足迹遍布中国和世界,华侨人数最多。据民国元年(1912)农工商部统计,广东“加入商会的商户”数目全国第一,超过江苏省(包括上海)。1907年《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说:“十八行省无不有广东商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新式商业也出现了,新式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等公司是广东籍华侨创办的,首先在香港、上海、广州出现。现在的南方大厦大楼,是当年新式百货公司的历史见证。

  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最早的留美学生是香山人容闳,1872-1875年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最早的四批中,多数是广东人,其中包括著名的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中国的航空事业也是粤籍华侨开拓的,恩平人冯如第一个提出要发展航空,并成为第一位自制飞机的中国人,他1912年8月因飞机失事牺牲。

  又次,广东更是近代中国改革运动的策源地、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

  作为近代政治改革运动的发源地,广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戊戌维新的主要领袖人物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们都首先在广东萌发改革的思想,1891年,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讲学,宣传改革思想,并开展政治活动。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现在还有万木草堂遗址。

  广东在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更为重要,这同孙中山先生有关。从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乃至世界影响来看,几千年来岭南的诸多历史人物中,无人可同孙中山相比,毛泽东就曾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来概括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1866年生,1879年赴檀香山,后在香港读中学,回广州博济医院学医,一年后转学到香港。在求学期间形成革命思想。所以说孙中山生于广东,在广东形成革命思想,日后又把广东作为武装斗争的重点。1894年创立兴中会,第二年就决定在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失败。以后十几年,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包括著名的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后来说,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中,黄花岗起义同武昌起义同样重要。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发动的反清起义多数在广东举行(包括当时属于广东的钦州、廉州)。广东是辛亥革命纪念地最多的省份。民国以后,军阀转制,孙中山1917、1921、1923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1917、1923年孙中山两次就任大元帅,大元帅府旧址在河南纺织路。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当时孙中山是不承认北京政权的,他认为自己的政权才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广州是大总统办公的地方,总统府的遗址就在今天的中山纪念堂一带。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州是这个政府的所在地。这样说来,古代广州三次成为国都,而在近代,则三次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首都。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步,晚年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广东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地方,大革命的策源地。国民党“一大”旧址,就是当年中山大学前身之一广东高师的礼堂。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广东也有重要地位。杨匏安与李大钊齐名,有“南杨北李”的说法。由于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政府的存在,有好几年,只有广州才是工人运动可以公开活动并受到政府一定保护、支持的地方。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共产党作出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都在广州举行(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创办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

  国共两党也联合在广东发动工农运动。1918年中国人在广州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1922年5月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3月,在广州首次纪念“三八”: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1925年6月——1927年4月的省港大罢工,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世界历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罢工。1922年,彭湃在海丰建立广东第一个农会组织。1925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广州设立农民和运动讲习所,澎湃为主任,1926年5-9月,毛泽东任第六届主任。

  孙中山1925年逝世,1925年7月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后来在广州出发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广东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中心。

  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清党分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27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发动起义,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府。虽然只存在3天,但意义重大。

  广东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也作出贡献,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得到广东人民大力支持。当时十九路军已经很多个月没有发军饷。战事一起,全国纷纷捐献,共10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广东、港澳和海外广东华侨捐献的。

  最后,我还想强调的是,广东在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我想特别强调阮元和学海堂的贡献。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清乾隆进士,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编辑《广东通志》,被视为清代通志之典范。他在广东任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越秀山下创办了学海堂书院(旧址在今广州二中),她聘请当时著名的学者朱九江(康有为的老师)、吴应远、吴兰修、张维屏、陈澧、朱次琦等在学海堂任教,培养了大批人才。阮元精通金石、考据,善长历法、算术,注重考注历代经典,研究中西数学异同,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林领袖人物,后人称他“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因为他本人的学术影响,还有他所聘请的教师的地位,学海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可以不夸张地说,就是到了学海堂的时代,广东的学术才真正进入了国内最高水平之列。学海堂存在了80多年,一直提倡实学,还出版很有影响的丛书,造就了岭南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

  关于第二部分的内容,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近代广东的历史,就是广东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地位,从后来居上变成为先行一步的时期。很长时间里,广东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中原地区,到明清时期才后来居上,但那时的进步,还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近代以后,广东因为较早与西方接触,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突破传统框架的发展,这些发展对在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带有某种先兆和预示的性质,这就是先行一步。


三、岭南地区的传统文化特色

  这一部分的内容很难讲。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岭南文化做出种种的归纳:如先进性、开放性、海洋性、商业性等等,但这些特点都不具备唯一性。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不同的人群做事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不言而喻的默契,但这种很难捉摸的感觉,其实是很难用一种精确的理性的概念来表达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13年初广东军政府劝业有奖公债广告中,有这样一段批评话:“我粤商民,却有一种通病,就是只能营小工业,不能建设大工场;能牟本国人之利,不能牟外国人之利。所以利源日绌,生计日就艰难”。类似这样的表达,是否可以视为对广东人传统文化特色的一种描述?这样的描述,无疑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有某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的,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常说,广东人都很喜欢开一个士多,当小老板。但问题是,你敢说这就是广东人的特性?别的地方也有许多小企业家,而广东人还是出了很多像李嘉诚这么大的企业家嘛。所以,一旦试图把日常生活的感觉归纳为理性的简洁的概念,就一定会出现反例,一定包含了错误。差不多以往的研究者归纳出来的岭南文化的特质,都不是广东人独有的习惯。所以,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就在于这里要讲的文化特性,不是轻易就可以用学术的语言概括出来的。

  所以我想稍微取巧,换一个角度,从广东近一千多年来的历史是怎么变的,从一些与百姓日常生活更有密切关系的事实,讲讲官府与百姓关系的变化,也许我们从中可以体验到岭南文化的一些特质。前面我们讲得比较多的,还是政府怎么样运作,政府怎么样收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怎么打交道,等等。如果我们要讲文化特色,就不仅要了解政府,更重要是要讲普通的人怎么过日子的。清朝时,朝廷委派的官员中,最基层的就是县一级的官员,王朝行政架构基本上到县这一级为止。县下面或许还会有几个巡检司,但巡检司的主要职掌在治安方面,而且一个巡检司的范围,要比我们后来的人民公社大得多。这个社会的单元是一个一个的村落,村落里面有一群群的人,这些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一个个没有行政官员直接管辖的村落,如何构成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具有文化统一性的国家?也许我们不直接去归纳岭南文化有什么特色,而是想想,在清朝以前这些岭南人怎么样变成中国人,怎么样生活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让他们产生对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同,对地方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通过这套道理,看我们能不能从中明白多一点广东文化的特质。这就是我试图取巧的路径。我的研究有一些人类学的取向,这些年自己也多在这些方面做过努力。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是民间信仰。前面简略地提过,唐宋时期广东的地方社会基本上是以庙宇、庵寺和道观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的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者手上。其实,若认真再想下去,就会发现不仅仅唐宋才是这样的情况。在唐宋以前,乡下人没有什么机会读书,当时没有什么学校,乡下人也不太懂得读书人、文人讲的那套儒学大道理,但是他们还是住在一个一个的村落里面,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的利益可以很大,如跟邻村械斗去争权水源、土地等各种资源;也可以比较小,如与公共卫生有关的问题,粪便和垃圾怎么处理,死了人尸体怎么掩埋之类。必须有一些机制把每个一个村落的百姓组织起来。在因为大规模水利系统的修建、维护和使用,需要更大范围的村际协调关系的场合,也需要有适当的机制来建立和维护这种村落之间的联盟。这是社会构成的必然法则,不管这个社会是不是使用文字的社会。所以,我们有兴趣认认真真地把这个问题追下去,结果发现,其实在国家力量真正进入乡村社会之前,乡村基本上是依靠一种宗教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特别是在中国南方,从东南一直到西南,都是如此。做人类学和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发现,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文字和国家的力量进入乡村之前,乡村的组织大多是宗教性的。这就是我们相信,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地域文化特质的缘由。

  唐宋时期的皇帝是相当懂得这个道理的。刚才讲到随着宋代的经济重心南移,朝廷逐渐重视南方这一带开发。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呢,其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把南方原来那些土著,我们叫做黎、獠、彝、瑶、苗的那些人,把他们拜的神变成王朝的祀典神。如对广东揭阳河婆(今揭西县城)的三山国王,就是这样做的。三山国王原来就是本地土著的神祗,从流传下来的传说看,应该与某种石头的信仰有关。到了宋朝的时候,宋徽宗给了这个神祗一个封号,称它为明贶三山神。这样以来,原来拜这个所谓“三山神”的土著,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朝廷的编户齐民。

  现在看来,宋徽宗好像有某种宗教的狂热,他经常封赠全国各地的神祗,在《宋会要辑稿》中留下了许多这样的记录。其实,这是朝廷扩展自己力量的一种做法。传统国家跟现代国家不一样,是有神论的,其国家意识形态允许这样的做法。宋朝皇帝在把地方神明变成祀典神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有关妈祖的信仰。妈祖不是广东认,而是福建人。根据现存最早的记载,福建中部沿海的湄州湾地方,有叫林默娘的一个会跳神的女巫,在当地百姓中很有影响。她最后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死后仍然在地方上有很大影响。后来朝廷的官员注意到这个情况,因为当时漕运的需要,福建生产的粮食要通过海路运到杭州去供应朝廷的需要,就出现了一些神话,讲妈祖多次显灵帮助朝廷送送漕粮,还有其他一些帮助朝廷使节到出访海外的故事,并以此为理由册封她。以后历代王朝对妈祖都有封赠,从天妃到天后,现在天后又变成海峡两岸和平女神。

  唐宋两个朝代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朝廷在南方扩张自己力量的过程,除了把地方的神明册封为祀典神之外,还有另一个做法,就是把中原那边信仰的祀典神在南方推广。潮州有两个叫双忠公的神明,就是唐代名将张巡和许远,因为安史之乱时死守睢阳城,保护了江南的财赋重地,成为历代王朝的祀典神。双忠公的庙宇原在河南睢阳那边,宋代就开始在被引进到潮州,以后历代潮州官员都一直在努力推广双忠公的信仰,一直到明清之际,双忠公才真正在民间被普遍奉祀。

  把本地的神变成朝廷的祀典神,与在南方新开发地区推广中原地区原有的符合礼制的信仰形式,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大家拜同样的神,就意味着可能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相同的利益制度,相互之间也就有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是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讲到,宋代岭南地方社会基本上在庙宇手上,当时大多数的赋税是通过寺庙去收的,连交通路线的安全,也是通过庙宇去保障的。例如,当时从福建经过汾水关到潮州再到广州的这条驿道,因为韩江三角洲刚开发不久,驿站周围定居的百姓很少,过往官员的供给和安全都颇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要怎么样去保证这条交通线路的安全呢?很简单,就是由官府出面修驿庵。有点象在欧洲,你看到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个教堂一样,当时岭南的许多聚落就有个庵寺,在驿站修了驿庵,老百姓就开始在这里聚集,整条驿道的供应和安全就是这样得到保障的。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关于宋代驿庵的故事,讲南宋有个奸臣叫做贾士道,事败后被朝廷发配到广东,走到半路时,听说朝廷已经亡于金兵,押送他的壮士叫来虎臣,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把他打死在漳州郊外的木棉庵。为什么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木棉庵?就因为木棉庵就是这条驿道上的驿庵,押解犯人要留宿的。这条驿道上驿庵,一个一个的位置,现在大致上还能考证出来。

  总的说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朝廷在岭南是通过一个宗教体系来对乡村社会和老百姓进行统治的,当然,乡村和百姓也就懂的利用民间信仰的力量与官府抗衡。这个民间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时至今日,封建迷信问题还是我们处理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时,不得不面对的比较棘手的问题。民间信仰有着非常长的传统,且有一段时间在朝廷的意思形态中具有合法性。

  传统时期也有努力禁制不符合朝廷礼制的民间信仰的皇帝,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反对这一类被称为“淫祀”的做法。朱元璋一开国就建了里甲制,里甲制不但是一个户籍登记和服役管理的制度,也是一套祭祀的制度。里甲制下,每个里要建一个社坛和一个厉坛,规定大家要要去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土地公信仰的来源。民间那些没有被朝廷认可的庙宇叫“淫祠”,按规定是要毁掉得到,所以明朝自始至终在整个华南地区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地方上的老百姓要捍卫他们的那些庙宇,而地方官员就要毁掉“淫祠”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方上的庙宇被毁掉了,但后来大多数庙宇又被重建。朝廷要大家建的那个社坛也被老百姓普遍接受了,后来变成我们现在到处可以看到的土地公。在香港那边,有的土地公还是叫社公,按照原来的制度,有的社坛还是露天的。

  近代以后,提倡“现代性”的民国政府,对民间信仰也采取过比较严厉的禁止的措施,结果自己处于比历代朝廷更加尴尬和难堪的境地。与历代王朝多少都为民间信仰留下一些合法性空间的做法不同,这类信仰行为在民国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中毫无合法性可言,但民间信仰的传承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不为少数读书人所垄断,总是生生不息。结果,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的不妥协态度,导致自己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也反过来,使自己为社会平衡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行为,失去了合法性理据。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岭南文化传统,一个老百姓因为信仰的理由结合在一起的习惯。

  其次是宗族组织。我们常常把宗族组织叫做宗法组织,因为其背后有一套从周代就已经确立的宗法理论,在《周礼》中有关于这套理论的系统表达。不过,我们现在岭南乡村所见到的包含了祠堂、尝产、族谱等制度的宗族形态,是在明代后期才出现的。

  一直到宋朝朱熹写的《朱子家礼》,还有明初朝廷的规定,都明确限制对建立家庙(也就是祠堂)的资格和在家庙立祭祖的世代做了限制,即只有某个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建家庙,而家庙中只能供奉不超过五代祖先的牌位,下一代子孙死了,牌位要摆进来,最上面的老祖宗牌位就要被请出去。如果现在大家到江门看陈白沙祠,就会看到,里面供奉的牌位还是只有五代人的。如果违反这个规定,就是违制,那是要受到很重的处罚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一般的百姓没有资格建立祠堂,有资格建立祠堂的人,因为最多只能祭五代的祖先,也就没有办法发展起以祠堂为中心的、按照父系血缘原则建构起来的大的社会组织。

  到了十六世纪,有一群士大夫希望改变这个制度,其中也包含不少广东人,最后嘉靖皇帝批准了夏言的一个奏折,允许在家庙可以祭祀始祖的牌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可以祭祀始祖,就意味着有可能以复习血缘的原则,把十几代、二十几代的子孙整合在同一个祠堂的派下,这样就可以建立在地方上真正有影响力的宗族组织;而且祭祀的祖先时代越多,你越容易在其中找到有品级的人;还有,系谱超过五代以后,就不容易记忆,这样也就比较容易建立一些虚拟出来的系谱关系,可以把原来不相关的同姓的人群整合到一个宗族群体之中,也更容易在其中找到更多有品级的人。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建设祠堂,而且也有可能把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做得很大。嘉靖年间的这个变化,对于广东乡村后来形成以宗族组织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前面讲到明末清初,广东社会有近百年的动乱。到了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并开放海禁以后,社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十八世纪,广东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发达了的广东人都在建祠堂,许多族谱也是这个时期编修的,许多祖先的系谱也就被有心人建构出来了。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根据族谱告诉你,他宋代以前的先人是什么有名的历史人物,你都要小心一点。

  我们现在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总是觉得宗族组织是跟现代政府对抗的力量,处理宗族的问题比较麻烦。不过,明清时期的宗族是官府的帮手,宗族原则是当时乡村组织的纽带,多数民间的民事诉讼和一部分刑事案件,都在这个组织内部得到解决。宗族帮助政府收税,为培养科举人才,发展出教育的职能,成为在乡村推广国家意识形态的机构。当时考科举要读四书五经,7、8岁就开始读《三字经》、《千字文》,这些人通过读书受教育,长大以后做事就比较规矩了,“犯上做乱”之类的新径自然也就少得多了。

  当时的地方官府在交通相对不便,官员很少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管治广阔的乡村地区,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善于利用乡村社会原有的传统、习惯和组织系统来进行统治。

  第三个问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有关。我们知道,岭南人从事海上活动的传统,是自古以来一直有的。不管历代政府的政策如何,这些人一直以海为生。官府实行“海禁”不让大家造两条桅杆以上的船只的时候,这些从事海上活动的人就变成海盗“海盗”,还是继续在海上做生意;官府开放海禁,让海上贸易合法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海商,给政府纳税。就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这一点来说,其实老百姓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其生存和活动的方式变化不大,一直变化着的,是官府的政策。其实,历代王朝中,真正严格实行海禁政策的朝代并不多,就算是严格海禁的明朝,地方官府实际上也很难真正管到在海上活动的人,所以,几千年来,广东老百姓就是这样一直在海上活动,与环中国海周边地区,包括日本、琉球、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都有密切的活跃的交往。

  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讨论了。我现在只想多说的一点是,从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说,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在学术上,可以说是一个假的命题。“丝绸之路”是存在的,在中国西北地区,直至中亚,商人在陆地上从事长途贸易,是真的有清楚的一条路线的,这在有史书上有记载。可是,我们翻遍19世纪以前的所有历史文献,也找不到有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在环中国的这片海域,以及周围的地区,传统时期没有一条可以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的,有的只是一个贸易网络。这是海上商业活动与陆地长途贸易最大的不同之处,船在海上走,流动性比陆地的骆驼大得多,一条船一年可以航行到许多地方,受季风和商业利润的驱使。每一条船的贸易路线都可以不同,如果把它们的贸易线路绘制出来,就自然呈现为一张网。这些年,许多学者都在论证海上丝绸之路,但我认为,海上贸易走的不是一条路,而是形成一个网络。因为是网络,它有许多联结点,许多贸易中心,但不会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更谈不上什么发源地、发祥地之类,也没有起止时间。许多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人,其实都没有真正了解海上商业活动的机制和实质。

  广东有很长的海上贸易传统,广东百姓在海上做生意,从来都是游走自如,如鱼得水。中国有很多人怕海,但广东人不怕海。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从事贸易,熟悉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度量衡和货币的兑换,真正懂得跨国海上贸易的各种窍门。

  最后,我还谈谈外来的宗教文化。目前在我国影响比较大的几种外来的宗教都与岭南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外来文化向中国传播过程中岭南地区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些外来宗教也逐渐成为岭南地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最初是从陆路传进来的。三国时,又从海路传入,先到了广东。东晋时期已有克什米尔的僧人在广州建佛殿,后来发展为光孝寺,已有1600多年。南北朝时,印度高僧达摩来中国传教,首先到达现在广州西关下九路附近的地方登陆,现在那里还有“西来初地”这个地名。后来,达摩成为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一派禅宗的创始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非常重要地位的禅宗六祖惠能,是广东新兴人,在广州现在的光孝寺(法性寺)受戒,被尊为六祖,后又在曲江建宝林寺,即现在的南华寺。惠能把佛教中国化。以后禅宗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广州的地位尤其重要。大家知道,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创立后不久,穆罕默德的弟子宛葛素627年就来到中国传教,后来在广州去世,葬在广州北郊,就是桂花岗的清真先贤古墓。广州怀圣寺和寺内的光塔,是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圣地。光塔仍是阿拉伯的式样,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塔。清真先贤墓和怀圣寺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圣地,而且是世界伊斯兰教重要的纪念地和宗教活动场所。

  基督教曾经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元代以前数次试图在中国传播,当时广东不算重要。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强租澳门,天主教利用澳门向中国传教。16世纪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意大利人利马窦首先在肇庆建立了一座天主教堂,明朝时两广总督驻在肇庆。利马窦学汉语,着中国服装,画的中国地图有意把中国放在中间,减少传教的阻力。在传教的同时传播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利马窦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传教士,通过广州,向中国传入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等知识,还有美术、建筑、制造枪炮的技术。本来,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枪炮也是中国人首先使用的。但到了明朝末年,西方国家的枪炮技术已经领先,现在我们看到的清朝的大炮,其式样基本上是明朝末年从西方传入的,这也可说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一段故事。清朝雍正以后,禁止天主教传播,但基督教的传教士仍千方百计来广东打算传教。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他在广州翻译出版了第一部中文的《圣经》。马礼逊1834年死在广州,葬在澳门。第一位华人传教士也是在广州出现的,他就是高明县人梁发,1823年,马礼逊任命梁发为传教士,后来梁发把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写成一本书《劝世良言》,这本书在引发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传教,广东再次成为首先传入的地点。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是一德路的圣心大教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强租原来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兴建教堂,最初施工进展不顺利,后来中国工匠蔡孝主持施工才建成,石室是我国最大的哥特式教堂。高达58.5米。在1949年前是广州最高的建筑物。

  最后说一句话:了解历史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实问题,提供许多新的思考的方向。


  
(本文根据6月24日中共广东省委中心组举行的“广东学习论坛”第八期报告会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编者)


发布于:200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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