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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广州名校巡礼之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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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大学气质与城市气质的隐秘关联
2002-10-10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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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地图 从一所大学进入一座城市

  惭愧!我也来写中山大学!

  在《从中大到北大》一文中,陈平原说“在一座城市待上一年半载,写写游记尚可,要谈大学,则不免捉襟见肘。就因为,大学的基本及学术精神,不像校园建筑那么一目了然,只有长期浸淫其中的学生和教授,才能真正触摸到它的灵魂和脉搏。”正好道中我心虚的原因。

  这只是一重忧虑。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说过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辜负了它。”

  从知道中大、认识中大到爱上她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一个过程,并非一见钟情那样容易,而是理性多于感性。

  读大学前,对广州的印象多半为“灯红酒绿,靡靡之音”,有点敬而远之,广州也的确有点远。第一次听说中大,也是在中学时,看到王季思先生的文章,王先生认为中国自古不缺乏悲剧精神及作品,并列出中国十大悲剧和喜剧,他认为《赵氏孤儿》和《窦娥冤》足可列入世界大悲剧之林。我对王先生和他所在的中大肃然起敬,心生神往,却想当然地认为,如此高人和高深学府,一定像哈佛和剑桥那样,在一个不太繁华的城市,就是中山市。广州?不会有这样的学校。

  慢慢成长,慢慢了解中大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慢慢熟悉广州的文化脉络,总是奇怪这所大学和这座城市的关系。中大选出“十八先贤”,雕成铜像,安放在现在的永芳堂门口,这里有我最崇敬的容闳和黄遵宪。其实也不难看出,推动或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有多少与广州没有联系?他们的精神,或奋扬蹈厉,或潜移默化,或勇猛入世,或清贫自守,绘成一幅近代广州和中国的全景浮世绘。这些,都是中大得天独厚的文化水土。

  到广州后,我住在海珠一段时间,从在中大外院教书的朋友那里得知无数典故,比如说老早,广州人说河南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是“珠影”,一是中大。

  中大的核心,用前辈的话说,在东北区和中区。旧日风景已经难觅,很多人已经“少年弟子江湖老”,对母校的那份思念和爱惜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提及东湖和中区的大草坪时,我分明看见,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在眼中重新生出辉光。那是湖上的繁星,那是草坪上的烛光,那是情人眼眸的底色……

  个人游历城市不多,但所到之处,必去寻访最有名之学府。比如北大、清华、北师、人大、复旦、交大、浙大,还有读书时毗邻的东南大学。1997年底,我曾在台湾大学傅斯年铜像前瞻仰良久,他是台大的缔造者,“台湾的北大之父”。听说,高雄也有一所中大,建于1984年,但中大精神,它能得几分?

  大凡名校,必有一处美得令人心醉的河流,比如说徐志摩的康河,基辛格散步的查尔斯河。中国则多湖泊,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荷塘。中大的东湖是另一种美,湖畔的露天电影场已经曲终人散,花季少女和热血青年已经在为理想而与现实“死掐”,熊德龙活动中心歌舞升平。我却从中看到,东湖水孕育出不平凡的中大文化和中大精神,这是广州文化的一部分,最先进最有力量的那一部分。

  人文地图 一次最“有文化”的散步

中山大学校训

  中大中区草坪的孙中山铜像前,一位老教授骑单车悠然驶过。学府的雍容与宁静,让你忘记这是在中国最喧闹的城市。

    

  中大创立至今78年,真可谓看尽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中山先生当年致力于“一文一武”,即黄埔军校和中大;首任校长邹鲁也说“要革命不能不读书”。可以说,这是一所以建设政权为目的的大学。同样,岭南大学也以“教会学校”驰名,比如说男女同校、学习西学,都开风气之先。

  随着南北交流的加强,中大的政权使命逐渐淡化,成为完全世俗意义的学校。岭南大学则在1927年收归华人办理后,也完成了历史意义的蜕变。两校于1952年合并,情非得已,但对今日中大和中大精神的形成作用不小。

  去中大、住在中大不止一次,都属于走马观花。带着使命来看,心情和眼光也不一样。颇有意义的是,一位朋友居然带着他温淑婉约的妻子,与我一起走访这所气质独特的名校,一路上的笑声,也就多了起来。

  中大的遗址和散落在各处的纪念物很多,比如说文德路上的钟楼、粤垦路上的旧牌坊,还有中山路的中山医科大学,但我们将目光锁定在康乐村的中大身上,一个以健康和快乐为终极追求的所在。

  以惺亭为核心,向南北延伸,这是中大的中轴线,贯穿旧岭南大学的主体部分。惺亭是当年中大惺社的同学为纪念史坚如烈士而建。史学名师商承祚先生的题字还在,四周的木柱和栏杆上刻满网络文学式的语言。

  东 马丁堂 岭南大学传世建筑

  草坪东边就是马丁堂,这是当年岭南大学第一座永久性建筑,现为人类考古学系办公楼。与中区草坪一尘不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正在整修,脚下到处是玻璃碴和生活垃圾。

  走进马丁堂,大厅中是几尊石像,希腊女性、狮子,还有科林斯柱廊,据说都是康有为从罗浮宫带回来的,历史有多长?———康南海去世都75年了。

  大钟楼 一所大学的“神经中枢”

  马丁堂向东往上,一座同样高大却已人去楼空的楼宇,经过仔细询问,这座名为“大钟楼”的建筑,与昔日鲁迅所居之文明路上钟楼并无联系,它与马丁堂同属岭南时期的作品,由美国人格兰捐建,命名为“格兰堂”。去年中大楼投入使用之前,“大钟楼”便是校方行政用地、神经中枢。

  西 进士坊与永芳堂

  从惺亭往西,可以看到风化得很厉害的乙丑进士坊。

  这应该是中大里最老的物事了,是明朝天启年间,岭南进士梁士济等数人一起竖立的。一侧黄天骥的碑文写着这座牌坊几经迁移的历史,“洵证(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两校,情重如磐云”。

  从这里向南走上不远,就看到永芳堂,这所曾引起诸多说法的新式楼宇。有人说它像一只白色大鸟,双翼极其锋利。十八先贤广场铜像的凝重,与中区草坪的温柔,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虽说历史的就是有生命的,但这些铜像,却使我将他们与草坪对立起来。

  南北 岭南堂与三角区

  从中区往南北方向走,就可以见到种种新式建筑。

  中区的北缘,就是玻璃幕墙的岭南堂,反射耀眼,与校园中那些牵动人情感记忆的古朴建筑不同,它让人感受到玻璃钢的冷漠与距离。

  一路走到三角区,草坪中竖着中山先生手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个字。我们每人都以之自勉,个人觉得,明辨比博学更重要,尤其是信息泛滥的现代社会。浩瀚如大海的中大,我们也只能管窥蠡测。出了中大正门,就是浮嚣杂乱的新港西路,车流和人气迎面扑来。这就是广州,这就是中大……

  特殊地标  麻金墨屋一号 陈寅恪故居

  大钟楼的正对面,是一栋两层小别墅,“麻金墨屋一号”,这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故居,故居外围,有一处木栅,这是为保护几近失明的陈先生而设。还有那白色路面的水泥路,方便老人易于辨认。据说是陈毅的意思。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苦心,可见一斑。

  这位被称为“教授之教授”和“全中国最博学的人”的老人,智慧超群、毅力绝伦、超然物外、诲人不倦,在王国维、梁启超相继去世后,他偕一批同仁,为中国学术守住最后一块阵地。

  陈先生与中大之缘,始于1943年6月30日,当时中大因抗战原因迁到粤北坪石,陈先生受邀来此讲学。6年后,他拒绝流亡海外,也未去台湾,而是“自我放逐”到温暖的岭南。1952年岭大并入中大后,陈先生就成为中大最宝贵的学者之一,并以失明之躯,在20年中,完成《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两大佳构,令旧友如陈垣甚至旅居大洋彼岸的胡适为之汗颜。

  故居的门上大铁锁已锈蚀,看来许久未开。我们的步伐不能前进,思绪却回到30多年前,仿佛感受到康乐园的晚风抚过他清癯的面颊……

  史学大师陈寅恪故居以及门前著名的“白色小道”。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让校方在陈氏居所外修筑一条白色小路,让他散步时不至摔倒。

  气宇轩昂的中大北门。“国立中山大学”几个字骄傲了78年。

  马丁堂里的希腊女神、狮子、廊柱,据说是康有为从罗浮宫带回来的。


  
  丰富校史

  校名与纪念日

  1924年2月4日,中山先生创建国立广东大学,起初校址在今石牌村。1926年8月17日,国民政府下令改校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后来,中山大学校庆日,确定为中山先生生日,即11月12日。也就是说,两年后的11月12日,就是中山大学80华诞。

  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后,国内出现多所以“中山”为名的大学,如武汉、杭州、南京、上海、兰州、西安等地。1928年2月间,以蔡元培先生为院长的大学院有鉴于此,决定除保留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以资纪念外,其余中山大学均改为所在地方名,如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

  岭南大学前身格致书院,创立于1888年,与广雅书院同年。1904年,由传教士在现康乐村创建全新的岭南大学,当时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美。1927年收归华人办理,钟荣光先生任首位华人校长。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二为一,更名为中山大学,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任副校长,许崇清先生任首任校长。中大医学院从原中大分离出来,成立中山医科大学前身之一至今。

  2000年9月10日,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在珠海市唐家湾落成。2001年10月26日,中山医科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或称“回归”。中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岭南大学于每年圣诞节均举行庆祝活动,开一时风气之先。这是1925年圣诞节举行的全校大公宴。

格兰堂图书馆,摄于二十年代。1926年岭南大学藏书仅次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居中国第三位。

1923年12月,孙中山与宋庆龄访问岭南大学。

  搬迁史

  文明路时期:1924年11月—1934年8月
  石牌时期:1934年8月—1952年9月
  抗战时期迁至云南,后迁回到粤北山区坪石。
  康乐园时期:1952年9月至今

  校园规模

  中山大学现有三个校区,分别坐落在珠江之畔、南海之滨。广州原校区(原中大)占地1·17平方公里,北校区(原中山医科大学)占地0·39平方公里,珠海校区占地3·48平方公里,总面积达5·04平方公里。所采访之中大师生皆言,就空间开阔、绿化充分、景观秀丽而言,中大在中国名校中可算顶尖。

  学术地位

  博士点104个,位列全国高校第5;硕士点172个,位列全国高校第5;国家重点学科20个,位列全国高校第7。学校共有18个学院,教职工近1·1万人,在校各类学生近3·4万人,藏书434万册,均居国内名校前列。

  精神传统

  孙中山先生留给中山大学的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出自《礼记·中庸》。

  曾于中大任教的部分文化名人

  文学家鲁迅 1927年1月—6月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学校教务主任。

  文学家郭沫若 1926年3月就任广东大学(中大前身)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

  文学家郁达夫 1926年3月就任广东大学(中大前身)英文系主任兼教授。

  语言学家赵元任 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后,聘请赵元任为教授、顾问。

  语言学家王力 1946年10月就任中大文学院长,1954年,中大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力带队前往北大。

  史学大师陈寅恪 清华国学院四导师之一,被称为“教授的教授”。1949年—1969年就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学家傅斯年 1926年冬就任中大文史科主任,并先后兼任哲学系、史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历史学家顾颉刚 1927年—1929年任中大文史科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语言学家杨树达 1948年就任中大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姜立夫 1952年院系调整之时到中山大学数学系任教授。

  其他曾在中大任教的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容庚,历史学家商承祚,社会学家许德珩、邓初民,哲学政治学家张君劢,天文学家张云,中国第一代电子学家朱物华,中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罗宗洛,地质学家叶格尔,植物学家陈焕镛,哲学家朱谦之,古代文学专家王起,农学大师丁颖,等等。

  部分知名校长

  邹鲁、戴季陶、朱家骅、许崇清、张云、王星拱、陈可忠、陈序经(原岭南大学校长),等等。

我的大学  一段最难忘怀的情结

  中大就像西关小姐

  黄天骥教授 1935年生,1952年入中大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自称“半个世纪的中大人”。

  黄先生正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我于子夜时分拨通他的寓所电话,他谈兴极浓。他说,广州就在于固守自己最基本的传统,同时积极吸收外来精华。这一点上,中大与西关小姐颇为相似。中大的学生,一向比较务实,读书时做生意的就很多。数十年来,中大学生各有追求,学有所长的也大有人在。务实一道,受惠广州良多。

  城市性格决定大学性格

  黄仕忠教授 1960年生,1986年到中大师从王季思先生和黄天骥先生读博士,现为中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教授、博导。《老中大的故事》编者。

  黄老师的爱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她于1996年创办了学而优书店。如今,学而优已是“中国十大民营书店”之一,也是中大教师和学生最多光顾的所在。

  黄老师预言,现在广州在中国文化和思想界的地位,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思想活跃,空间宽容,媒体等公共话语空间的发达,就是显证。

  那时读书“特别疯狂”

  江艺平 1956年生,1982年中大中文系毕业,现为南方日报集团社委。

  江老师的形象,就像30年代知识女性那种,气质独特。她告诉我,今年中大78级校友聚会,她和爱人(江老师的爱人吴承学是中大中文系教授、博导)都参加了,情景类似于张艺谋和陈凯歌一班“北影”校友的20年聚会。中大的校园面貌,变化太大了。就拿西区来说,江老师说,10多年前,这里还是“芳草萋萋”,现在附中、附小都起来了,人很多,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都不见了。每次走过中区,江老师总回想起20年前的青春。她说自己那时“说得少,听得多”,但和同学一样,读书“特别疯狂”。有一点值得回忆,不少同学,经常步行或者骑个小单车,去附近的“珠影”看新片,有的还是禁片……

  大学的关键是养成人格

  程益中 安徽安庆人,1989年中大中文系毕业,现为南方都市报主编。

  程益中称自己为典型的“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求学的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是中大,塑造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他引用蔡元培先生的话,大学不只是学知识的地方,关键是养成独立人格,这就是名校的特征。他说,自己从来不认同精英思想,却赞同一种简单而有力的观点,北大的学生可以成为最先锋的知识分子,清华则培养最出色的专业技术人才,中大则是最优秀的市民“养成所”。

  杂谈:大学的价值 特约撰稿:黄仕忠(中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教授、博导)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基于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人才的目的,着令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十日后,又为培养建设人才计,着令创办广东大学。前者后来以“黄埔军校”名闻天下,后者在中山先生逝世后,易名为中山大学。

  作为国民革命大后方的大学,中山大学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她的筹委会和董事会、校务委员,大多是国民党名宿。邹鲁、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在筹措经费、聘用师资、建设校园等方面,竭尽心力,最终奠定中山大学的文化学术地位。北方的战乱,给了中山大学延揽精英的绝好机会,尤其是“三一八”惨案以后,知名学者纷纷南下,傅斯年、鲁迅、顾颉刚等即在此时相继来到南方,一时中山大学人才济济,成为中国少数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之一。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她的规模、经费、师资及教师待遇、校园建设、图书资料等方面,都在国内名列前茅,达到了鼎盛时期。她的石牌校区,广阔的校园,当时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连前往参观的欧洲名校校长也称羡不已。

  校长诸人,努力以现代大学的规范来建设中大。例如中山大学是国内大学中最早依照欧美大学体制实行学院制的;医学院完全按照德式体制建立,聘任德籍著名学者,其严格程度国内独一无二;天文台的创立,在国内高校属首创,在天文观察方面的诸多成就,达到了当时国际一流水准;民俗学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则对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语言历史研究所则是后来中央研究院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先导……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戴季陶当年在展望中大的发展前景时说,他所担心的不是理科的水平,而是文科的水平。他说,理科的学问,常常是世界的,人类的,只要是财政和事实允许,可以从世界上聘请有学问的有经验的专家,也可以设计大规模的研究所。另一方面,一所综合性大学的生命在于文科,一个民族的文化主动力在文学、哲学、宗教、美术的思想,而文科的建设,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作为国民党要员,戴季陶主张大学的党化,但他仍然认为:“惟大学之基本价值,终在学术”。所以虽然戴氏嘲笑顾颉刚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观点,却并不妨害他批经费给顾氏以从事民俗研究。这样的氛围,也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保证。

  遗憾的是,中山大学的“黄金十年”(1926年—1936年)很快成为历史。日寇的侵略,八年战争的动荡,使中大颠沛流离于云南和粤北山区,校园沦于敌手,资料设备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稍可安慰的是,北方的战事,使中山大学再度获得延揽人才的良机,得以聘请和邀留一批知名学者,以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山大学本当迎来再度的辉煌,但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使这只能成为一种假设。

  中大原来有七个学院、三十一个学系、九个研究所,经削减分化后,仅存文理两个学院八个学系,规模锐减。校区也从广州东郊的石牌迁南郊康乐原岭南大学校址。康乐园景色秀丽,但比之石牌校园之宏伟,已不可同日而语。所有的举措都表明新中大已经与旧中大判然有别。其中以各学院为主体分化为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各个另立门户,就文理两科而言,其成建制的流失也是十分惊人的。如文学院中,哲学系由系主任朱谦之率领调入北大;人类学系由系主任杨成志率领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两年后语言学系又由系主任王力率领归于北大,仅存文、史、外语三个系;若干年后,外语系大部分骨干教师又支援到了广东外国语学院。理学院中,天文系由系主任赵却民率领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由系主任陈国达率领调归中南矿冶学院。上述领头人多是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上名声显赫,但他们只是短暂地属于中大。所幸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数学家姜立夫等因岭南大学取消而进入中山大学,使所存各系在力量上有所加强。

  大学的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即使像戴季陶这样创导“党化”大学的人物,也依然认为大学的基本价值在于学术,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可强求政治上的一律。归根到底,大学毕竟是大学,是一个民族文化与血脉延续之地,而不是某一党派的干训所。

  近年来从浙江大学合并浙医大、浙农大、杭大开始,掀起了新的院系调整热潮,实际上大多是对旧格局的回复。中山大学也因此迎回了她的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也迎来了她的二度辉煌———这也宣告了旧的院系调整方式的彻底失败,因为它违背了现代大学发展的规律和世界性趋势。这当中,表面上最突出的是仿照“苏联模式”而造成的危害,其实这原是在与旧的传统作彻底的决裂的旗帜下,从政治上改造大学的必需,也是稍后1953年进行知识分子改造的先导,与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共生的怪胎。

  我们正视这段历史,是期望今天的高校改革,能够吸取教训,依照现代大学的方式行事,使我们的大学真正能够与国际接轨,进而创造出国际一流大学。(编辑:湄)


发布于:200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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